岑溪革命先烈——陈济桓将军

蓝天 · 发表于 2014-10-9 23:55:11

陈济桓将军，字玉承，号昆山，1892年生于广西岑溪县筋竹镇一个贫困家庭。陈济桓生性聪颖，才思敏捷，喜欢习武，15岁那年，即完成大馆学业，不但成绩名冠全校，而且练就了一身好拳术，能徒手翻过叠起的两张八仙桌。有一天，老师出了“陈门肖子，能文能武，孝义堪嘉，真不愧金生丽水，老夫幸矣”的上联，他沉思片刻对曰：“颖郡良师，善教善导，愚蒙启发，正深知玉出昆岗，晚辈恩之。”老师点头赞道：确是昆山之玉也。后来，小玉承为了纪念此事，取号昆山。
陈济桓修完大馆学业时刚满16岁，父亲迫不及待要他完婚，继承祖业。当时正是清朝宣统年间，国力衰微，腐败无能，民不聊生。陈济桓婚后的1909年，他因打抱不平，伤了当地的恶少，逃到了苍梧，考入广西学兵营受训，并很快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历任排、连、营、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独一团团长。在著名的梁园、龙潭战役中，他亲率99名敢死队员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他率领的军队是彻底打跨军阀孙传芳的主力。1929年，年仅37岁的他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少将参军兼汉口禁烟局长。
1929年4月，蒋桂集团兵戎相见，新桂系失败退出武汉，李宗仁白崇禧逃返广西继续反蒋。1930年夏以卢汉为首的滇军第二次侵入广西，进攻南宁。第15军43师师长韦云淞奉令防守南宁任防守司令，陈济桓充防守副司令，以寡敌众，坚守将三个月，南宁解围，陈济桓升副师长兼132团团长。1933年春，陈济桓因观看军事演习时坐骑受惊躲闪农妇而堕马伤足。伤愈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后晋升为陆军中将。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调陈济桓到桂林总司令部为参谋，责成防守桂林。1937年抗战开始，广西部队大部北上抗日，陈济桓由于脚伤未能北上，1938年出任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
1944年初，当时陈济桓任第二金矿主任，尽管已不负军务，但在他的住所的墙壁，挂着中国地图，他将抗战中敌我双方的态势用大头针粘上纸条作标记，插在地图上，并常对来看望他的部下及同事分析抗战形势，互相勉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力争投身抗日战场。
1944年夏攻占衡阳，时任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桂林城防司令的韦云淞，征求老搭档陈济桓为参谋长，陈欣然答应。当时妻子将分娩，且他自己于1933年因看演习坠马而受的足伤，一直未见好，行动不便，亲友和家属都力劝他再三考虑。但他说：“抗战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少，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大家齐心合力，才能驱逐日寇。现在强敌已到家门，我能熟视无睹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虽身在金矿，但仍属军人，就有保家卫国的职责”。随即准备行装，赶赴桂林。
1944年7月离家北上，行时只带一名随身勤务兵到达桂林，即接任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一职。他到桂林后，即写一信给弟弟陈恩荣、妻子罗佩英谈了关于小孩取名的问题。信中说：如桂林一战胜利的话，小孩则名叫“可卫”，意即桂林可保卫；要是桂林一战失败，他阵亡了，即是为保卫祖国献身，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则小孩子的名字叫“可伟”。陈曾对守防桂林城的陆军31军副军长冯璜说过：“我当一辈子军人，仗打了不少，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抗日战争，关系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真是匹夫有责。上级派我守城是个光荣任务，我是跛子不能逃跑，胜则生败则死。誓把我几十斤水（指身体）和鬼子拼，衰仔才做方先觉第二”。（1944年抗日战争，衡阳的守军军长方先觉投降敌人）
当时桂林守军是桂林城防司令部所辖的31军131师，47军的170师，79军98师的294团，第四战区第6炮团，兵力大约二万五左右。再加上由爱国学生、青年组成的“学生军”等抗日团体，约三、四千，这部分基本上是我武装的抗日团体，主要作宣传、鼓动、救护工作。这支部队老、弱、病、新兵居多，战斗力不强；军内又充斥着各种矛盾，军官中恐日心理也严重，加上长期欠饷，使中下级的怨气更大。陈济桓面对困难很多的这支武装，决心在短期内整顿这支涣散的队伍，仍希望它能发挥作用以坚守桂林。所以，他首先抓紧做了守军的安定工作，多次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重申他对抗战必胜的的信念及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分析，鼓舞将士的斗志，并亲自调解过多起军官及官兵之间的纠纷，强调团结对敌的重要。为争取上级的支持，他多次写信向上陈述坚守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困难，请求援助。陈将军注重做团结民众和抗日团体的工作，多次接见学生军的代表和其他民众团体的代表，肯定他们的抗日热情，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及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临战前，在出席桂林进步文化名人庆贺中秋节的晚会上，陈将军朗诵了自已即兴创作的诗词—“生为桂林守军，死作桂林雄鬼”，掷地有声的誓言，充分体现了陈将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军事上抓紧训练，对各部队的兵力部署、工事及火力配备重新进行了调配，不顾自己跛足的不便，无不躬亲勘察布置。从各方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当时桂林城防司令部设在鹦鹉山南山洞里，第31军军部设于宝积山下铁佛寺，第131师师部设于铁封山下猫儿洞，第170师师部设在隐山朝阳洞，以中正桥（今解放桥）至甲山连结线为界，城北及东江为131师防区，城南由170师防守。战线是从桂林城北到城东，结集了重兵，东南、西一线以柳州作为桂林的后方。
1944年10月28日，日寇集结了七万多兵力开始围攻桂林，日寇先头部队与我城北守军接火，战事开始。这时桂林城的民众大多数已疏散完毕，城中只剩下守军和抗日团体的留城抗战人员。他们按照原部署进行迎敌。11月1日，敌大举进攻开始，从北、东、南三方面向我军阵地冲击，战斗十分激烈，因我军当时士气尚高，且多数利用了桂林城郊多岩洞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坚守，给予敌军沉重打击，大量杀伤入侵的敌军。阵地上一条标语醒目地写道：“生为桂林守军，死作桂林雄鬼”。到3日止，各阵地仍固守在我军手中。敌军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从4日凌晨起投入大量炮兵，各种口径的火炮向我阵地猛轰，还出动了坦克和飞机疯狂地向我军阵地扫射和烂炸，使用烧夷弹与毒气弹向我岩洞守备部队轰击。当时由于我方装备不良，兵力得不到各种支援，通讯联络中断，尽管守军用血肉之躯作了顽强的抵抗，仍伤亡惨重（有些岩洞的守军竟因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于洞内，无一幸存）。至使城外各据点相继失守，迫使我军防线收缩至市区边缘。
六日凌晨，敌军攻占了我东南重要屏障七星岩一带高地。六日晚，敌军突入将军桥，另一股敌军侵占了西郊三仁村，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并向北门及火车南站猛烈攻击，我方更处于危急之中。七日傍晚，敌军侵占普陀山，用火喷射器封锁各洞穴，我军三九一团余部被迫退守七星岩内，敌军久攻不下，几天后丧心病狂地向洞内施放毒气，我军824名战士和伤员全部被毒杀在洞内。
七日中午在司令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韦云淞总司令宣布命令：陈济桓参谋长兼副总司令，全权指挥守军。守军司令韦云淞，以请援为名，在装备精良的卫队护送下开始率先向南撤离。八日凌晨，一支化装的日军小分队，在夜雾的掩护下抢占了桂林市区最高点—独秀峰，并向市区内我军不时扫射，增加了守军活动的困难。八日上午在司令部陈济桓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气氛紧张，多数认为桂林无坚守的可能，主张马上突围。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再收缩防线，组织力量夺回独秀峰，还有可能再坚守三天以上，在坚守中等待援兵（指柳州方面）。一旦援兵到达，形势即会改变，不但桂林可解围，也可阻击敌对柳州方面的压力。陈济桓认为还未到完全绝望之地，不能放弃桂林，号召全体将士坚决抗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但为保存实力，守军之一部分可向西撤离市区，再利用岩洞等有利条件与敌周旋，一则等待援兵，另外，可与柳州方面的守军靠拢。会议结束，各部队长官回去立即作动员和准备。在这情况下，抗战坚定分子的表现就是临险不惧，视死如归，作好拚搏的准备，如有的给家里人写好遗书，丢掉了一切多余的物品，作好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准备。
会后在司令部吃午饭，陈济桓拿来两瓶三花酒敬在座的各位将领，131师师长阚维雍少将，因部队伤亡过大，情绪有些失落，举杯时潸然泪下：“来世再见”。陈济桓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不要这样讲，我们还未绝望，大哥我与你坚持到最后。来，干杯”！陈济桓饭后便一再交待阚的副官及警卫注意其动向，勿使其出意外。9日下午五时左右，中正桥失守，日军突破漓江防线攻入市区，9日下午五时左右，中正桥失守，日军突破漓江防线攻入市区，市内主要阵地陷落。傍晚，阚维雍少将回其公馆后，支开了随身人员，在卧室中用自己的手枪自杀，悲壮成仁。消息传到司令部，陈济桓即赶到东镇路阚公馆看了阚的遗体，并吩咐装殓好，便回司令部。哪知道，更坏的消息在等着他，就是柳州早已失守，日军集结了十五万兵力正向桂林合围，西面多处险要已被日军抢占，桂林已成为一座被重重围困的孤城，坚守待援已成空想。此时桂林市区剩余的守军正与突入的日军进行着惨烈的巷战，尽管守军和一部分学生军对日军作了顽强的抵抗，被日军分割于多处，终因敌众我寡，伤亡殆尽。敌人的炮弹不断向司令部所在地附近发射，这此情况说明了桂林已无坚守的可能了。陈济桓临危不惧，坚守在指挥部，奉命下令各部队分几路组织突围，但因电话联系已中断，命令只能由通讯兵传达，方向是城西。企图突过敌人的封锁线向西方向撤出，到临桂县两江汇合，向三江县方向移动的31军主力靠拢。
黄昏，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将军率领城北守军突围至甲山德智桥时，与日军短兵相接，肉搏中壮烈牺牲。
晚上九点，此时司令部只剩下不足二百人的卫队及非武装的文职人员，陈济桓是最后一个坚持在桂林城指挥的将军，情况万分危急。陈济桓即命卫队作好一切准备，把文件烧毁，准备突围。约晚九时半左右，这支司令部的人马在陈济桓亲自率领下离开司令部向西突围，因其行动不便，陈济桓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士兵用担架抬着走。沿途经老人山、丽君路至桃花江边。队伍正在渡过浮桥，却不料与一股从西面插进来的日军遭遇，发生了激战。我军死伤了五六十人，但终于突过了桃花江，这支剩下一百多人的队伍钻进了漆黑的夜幕中，暂时甩脱了敌兵。
本来他们是有可能脱离包围的，但由于天黑，地形不熟，这支人马又与其它突围部队失去联系，他们迷路了。在夜幕中闯了几个小时竟又转回江边，待弄清方向后，再折回向西，已是十日早上四五点钟。到了一个叫猴山坳的地方，极度地疲劳使他们不得不在山脚下稍作休息。因为迷路误了宝贵的时间，坳口早已被日军占领。此处是一绝地，两座山峰陡削，山间洼地只有一条路可走。在休息地有士兵打火抽烟，高声说话，被扼守山坳的敌军发觉，即向我军猛烈扫射。此时，方知山坳口已被敌占，已无退路，只有向前冲。这支队伍在陈济桓的指挥下几次突围，均被敌火力压下，死伤了二、三十人，陈济桓手臂及口部中弹（一颗子弹横穿面颊，两边大牙被打掉）受了重伤，队伍只得退回隐蔽处。陈济桓自知身负重伤是不可能随队突围出去，便用钢笔在名片上面写道：“职口臂受伤，不能脱离阵地，决定自杀成仁，免受辱”。签名后用手指溅了鲜血盖在名字下面。此名片交一随身警卫，并掏出一只随身带用多年的李宗仁送给他的怀表给此警卫留念，请其将遗书在突围出去后想法交上级。当时尚能勉强说话，他向随队突围的一辎重营营长、同乡陈振涛要一些钱。此举使营长莫名其妙，他慢慢解释：有钱在身上，死后必有人埋葬。这位营长便把一些钱放在他外衣口袋里。当时在场的军官和士兵均不忍将其留下，表示要拼死把他救出去，但他拒绝了下级的苦劝，考虑到行动不便会成为突围人员的负累，更延误了时机，即下达了他从军几十年，对下级军官所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命令随队的军官迅速组织可行动的人员，包括轻伤员趁天未亮突围出去。并很吃力地对他们说，希望突围出去后即向上级报告战事的经过，及失利的原因。并嘱咐同乡陈振涛，回乡后安抚家属。他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太阳穴，壮烈地以身殉职。突围部队临走前将他和其他不能行动的伤员用我军牺牲了的将士之遗体堆掩起来，即挥泪在黎明前突围出去。
陈济桓牺牲后，日军根据领章和领章背面的番号及我方被俘人员的供述，知其为桂林防守战之最高指挥官，便用一条毛毡裹其遗体，就地埋葬，坟前竖一木牌上书“桂林市防守司令部总参谋长，陆军中将陈济桓之墓，昭和十九年立。” 这位十七岁离家从军，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同盟会，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出过力，参加过北伐战争，可谓身经百战的将军，就这样倒下去了。他为国家和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这一极其悲壮的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这一气壮山河的行动向日寇宣告了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中国的爱国军人是不怕死的。他不愧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儿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29日广西省政府在桂林市体育场隆重召开“桂林抗日阵亡将士万人公祭大会”，悼念陈济桓、阚维雍、吕旃蒙三将军，抗日八百壮士和保卫桂林城而牺牲的英烈，把他们的遗体安葬在桂林普陀山上，让后人瞻仰。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敬献的挽联是：课诸生慷慨昂扬，犹忙洪宪改元，曾著正义传梓里；抗暴敌牺牲壮烈，遥继常山骂贼，永留正气壮山河。广西参议会副议长陈树勋曾有诗挽陈济桓曰：“少年投笔去从军，百胜常收汗马勋。岂意桂林惊陷敌，竟教梓里别悲君。雍容策划知无补，慷慨捐躯卓不群。血溅河山应末死，九泉应誓扫倭氛”。1946年6月28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签署委任状，追认他为陆军上将。并为桂林抗日阵亡的陈济桓、阚维雍、吕旃蒙三将军和守城阵亡将士纪念塔题词：英风壮节。1946年11月，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桂林市各界人士捐款，在陈济桓将军牺牲的侯山坳修建了一个凉亭，一年建成后取名为“成仁亭”，以纪念桂林抗日保卫战牺牲的全体将士。1984年10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他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1984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他为革命烈士。